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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的龙海有份叫《小邮迷》的邮刊，2003年3月15日出版的第29期头条为散文《碧水赞——献给3·22世界水日》，回顾了1963年春天，龙海榜山公社洋西大队舍小家顾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取得了抗旱斗争的胜利。演绎了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当地文艺团体创作了芗剧《碧水赞》，而后又被改编成京剧《龙江颂》。京剧《龙江颂》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为八亿农民写了一出好戏”。文革开始，江青把《龙江颂》窃为己有，加入许多阶级斗争的内容，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文章配发的是1958年发行的《十三陵水库》的第一枚“修建水库”的邮票，显得有些牵强。为此该文章后面的相关链接写道“文革期间，国家邮电部曾发行《革命样板戏》邮票，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龙江颂》没有上邮票，被‘革命交响乐——沙家浜’取代，个中原由，只好由知情人研讨。”
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是我首要的研究方块，该邮刊的编者林靖华老师把邮刊寄给我，并称“作为一个（龙海的）集邮爱好者，对于《龙江颂》没有上邮票一直存有芥蒂”，要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讯息和研究。
根据我的印象，文革一开始，上海京剧团的《龙江颂》就是一出比较活跃的“革命现代京剧”，常常与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北京京剧团的《沙家浜》、北京中国京剧团的《红灯记》、上海京剧团的《海港》和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一起，出现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为通栏横幅的演出广告下。但“革命现代京剧”和“革命现代样板戏”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个中的成分与排名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6年２月至1967年４月。“样板戏”的排行榜首次出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其顺序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龙江颂》尚榜上无名，“样板戏”的数量也未确定。
第二阶段为1967年５月至1968年１月。1967年５月９日至６月15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样板戏”新的座次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的数量正是在这一阶段之初被确认为“八个”的,《海港》此时跻身其中，而被毛泽东亲口夸奖的《龙江颂》却不见出现。但上海的另外两出戏在排行上站了上风。
第三阶段为1968年２月至1968年９月。北京的两出京剧再占上风，从阶段之初各报关于“文５”革命样板戏邮票发行的报导，到５月下旬各报特别是上海的《文汇报》关于纪念“讲话”而举行“样板戏”演出的两条消息，直至９月２６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的长文——《工农兵英雄的壮丽颂歌》，无不严格地展示了“样板戏”新的“排行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此时也没有《龙江颂》的份儿。
第四阶段为1969年10月之后，《智取威虎山》再次爬上“老大”宝座。《红灯记》屈居第二，其它各戏名次不变。1969年10月13日安排了由《红灯记》剧组和《沙家浜》剧组撰写的赞扬《智取威虎山》的文章各一篇，形成了北京两剧对《智取威虎山》俯首称臣的态势。同时《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智》的剧本，并发表署名“红城”的文章，把《智》剧表现的东北剿匪斗争归功于林彪，把《智》剧表现的艺术成就归功于江青。“样板戏”的排行榜最终确立，其中的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便按这一座次的先后被安排拍摄成彩色影片。而影响不小，却在样板戏的排行榜上一直屈居“第九”的《龙江颂》是和《奇袭白虎团》一起被搬上银幕的。
“样板戏”排行榜变幻的４年正是“文革”之初最混乱的年月。“样板戏”变化的座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因为“样板戏”当时已被捧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典范”的高度，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个中牵扯到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之间既勾结又有所摩擦的关系，也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地区间的平衡问题，还与江青个人的喜怒无常有直接的关系。
《龙江颂》没有上邮票是因为它不是“八个样板戏”，至于没有跻身“八个样板戏”的原因，至今没有见到有任何的文字透露，也许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很可能这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但身为过来人，并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我推估如下几点可能：
1、 毛泽东所言“为八亿农民写了一个好戏”应该是在上述的“第二阶段”既样板戏确定为八个而龙江颂榜上无名之后，因为记得1968年我国总人口为七亿，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一说。因此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发话并没有起到让《龙江颂》跻身八个样板戏的效果。
2、 《龙江颂》与《海港》一农一工，本来是应该双双列入“样板戏”的，但前者的主线是歌颂共产主义风格，对“阶级斗争”突出不够，特别是有“肯定十七年”的嫌疑。因为“文革”是要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以便打倒所谓的“走资派”。因此这就是《龙江颂》在文革初期难以特别“走红”的委原。而同样是“十七年”的《海港》突出了“阶级斗争”，在政治的实用性上强于《龙江颂》。
3、 上述的时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北京与上海的京剧剧组为了哪出剧排名第一都进行了明争暗斗，因此北京更不能容忍上海多出一个，江青集团是需要在内部搞平衡讲团结的，因此《龙江颂》作为上海京剧团的第三号“种子”遭到了落选的命运。
4、《龙江颂》在处于进一步的修改之中，喜怒无常的江青还看不上土里土气的“江水英”。
现在有不少人把《龙江颂》视为八个样板戏之一，我以为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龙江颂》的影响远远要大于交响音乐《沙家浜》，特别是它相对其他那些样板戏打打杀杀的内容，《龙江颂》的风格相对比较抒情与宽松。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上海的帮派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作为上海文艺革命的成果，《龙江颂》在宣传上的势头也不亚于“八个样板戏”。三是毛泽东表扬了《龙江颂》之后，《龙江颂》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四是文革中后期“样板戏”和一批“准样板戏”先后被摄制成“彩色影片”，一共是15部，分两拨出炉。第一拨是1970年10月到1972年10月发行的8部：《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舞剧）、《沙家浜》（京剧）、《海港》、《龙江颂》、《白毛女》、《奇袭白虎团》。当时中国影片大闹“片荒”，中国观众如饥似渴，这些影片上映时场场爆满，凸显出一片饥不择食的燥热。1973年元旦，周总理和部分政治局成员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提出群众对电影太少很有意见，主张恢复电影故事片的生产，以改变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状况。1974年元旦上映了《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等四部新故事影片，严酷的“片荒”开始有了些许缓解。1974年至1975年7月第二拨的“样板戏”和“准样板戏”的彩色影片是夹杂在新故事片中陆续上映的，它们一共是7部：《平原作战》、《杜鹃山》、《红色娘子军》（京剧）、《沙家浜》（交响音乐）、《沙家浜》（粤剧）以及两部新的“革命现代芭蕾舞”——《草原儿女》和《沂蒙颂》。但影响已经远不如第一拨。由于《龙江颂》抢在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之前而跻身了影响很大的第一拨，就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它也是“八个样板戏”之一。
但不管怎么说，《龙江颂》不是正式的“八个样板戏”是历史的事实，至少在“文5”“革命现代戏”邮票发行的1968年它不是“样板戏”，这就是邮票所显示出的历史档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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