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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邮票”或“革命文艺邮票”实际上是对１９６８年初发行的“文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纪念邮票的俗称或缩称。这套面值只有0.72元的“文革票”，如今已是天价，变得每一个齿孔都维系着金钱，谁也不拿它当政治宣传品了。
记得“文革”伊始，江青便以“革命文艺的旗手”自居，贪婪地将八个“样板戏”窃为己有。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八个“样板戏”的座次因而几经变更。根据笔者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此变幻波及邮坛：当时“文５”的新邮报导与日后邮票的顺序不相符合，这堪称最新发现的一桩“文革票”悬案。
新华社在１９６８年２月２日为“文５”邮票的发行播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报道，篇幅之长为新华社历年新邮消息中所罕见。该文的主题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文中最后一段细细写到：“这套邮票的九个图案是：第一图：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二图：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第三图：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第四图：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第五图：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第六图：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第七图：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八图：芭雷舞剧《白毛女》；第九图：交响音乐《沙家浜》。”而在该文的中段已经将这八出戏的位置按此先排列论述了一次。如此不厌其烦，势必事出有因。
然而在８０年代开始面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历年的版本上，“文５”头４枚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动：《智取威虎山》取代了《红灯记》，成了“大哥大”；原来的老四——《海港》跃升至第二位；《红灯记》从老大变成了老三；而原来的老三——《沙家浜》则被挤到了老四的位置上。说穿了，无非是把上海的两出戏提到了前面，而把北京的两出戏压到了后面。由此可见，“文５”邮票的排列顺序有前后不一的两种，而两种皆为权威。
由于“文字邮票”的编号不印在邮票上，只印在邮票的大包封条上；邮票的顺序编号也不印在邮票上，而只是印在整版邮票的底边上。因而这样的变动令人很难觉察得出。“文５”邮票的顺序该如何排列，这首先得弄清“样板戏”座次的前后变化。据笔者的研究，“样板戏”的座次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变化的焦点基本上集中在京沪各两出京剧位序上。
第一阶段为１９6６年２月至１９６７年４月。“样板戏”的排行榜首次出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其顺序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尚榜上无名，“样板戏”的数量也未确定。
第二阶段为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９６７年５月９日至６月１５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样板戏”新的座次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的数量正是在这一阶段之初被确认为“八个”的。
第三阶段为１９６８年２月至１９６８年９月。北京的两出京剧再占上风，从阶段之初各报关于“文５”邮票发行的报导，到５月下旬各报特别是上海的《文汇报》关于纪念“讲话”而举行“样板戏”演出的两条消息，直至９月２６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的长文——《工农兵英雄的壮丽颂歌》，无不严格地展示了“样板戏”新的“排行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特别是１９６８年６月，钢琴伴唱《红灯记》在北京公演，并被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上映。２个月后钢琴伴唱《红灯记》被设计成两枚一套的邮票发行。《红灯记》大红大紫，进入颠峰状态。１９６８年７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刊文《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把《红灯记》捧上了天。
第四阶段为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之后，《智取威虎山》再次爬上“老大”宝座。《红灯记》屈居第二，其它各戏名次不变。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安排了由《红灯记》剧组和《沙家浜》剧组撰写的赞扬《智取威虎山》的文章各一篇，形成了北京两剧对《智取威虎山》俯首称臣的态势。同时《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智》的剧本，并发表署名“红城”的文章，把《智》剧表现的东北剿匪斗争归功于林彪，把《智》剧表现的艺术成就归功于江青。“样板戏”的排行榜最终确立，其中的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便按这一座次的先后被安排拍摄成彩色影片。１９７０年８月１日，《智》剧以一套六枚的规格再上邮票，雄踞着“新中国戏剧邮票枚数之最多”的宝座。而《红灯记》只有在其后发行的纪念《讲话》３０周年的邮票之中的一枚露了一下脸。
“样板戏”排行榜变幻的４年正是“文革”之初最混乱的年月。“样板戏”变化的座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因为“样板戏”当时已被捧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典范”的高度，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文５”邮票的发行恰逢“样板戏”排行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变化的节骨眼上，这是邮票的设计人所始料不及的。
从“文５”邮票的第一枚可见，设计人员是严格按照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排行进行创作设计的：杨子荣高举红书走在最前头；方海珍手摇红书紧随其后，接着才是高举红灯的李铁梅；以及并肩前进的郭建光与阿庆嫂……全套邮票的排行榜显然也是依照“第二阶级”设计印刷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二、三阶段的转变尚有待历史档案的公开及局内人的“说出来”。但从当时已公开的报章文字可见三处异常：
其一，“文１”和“文２”邮票发行时，新华社的新邮报道均提前一天；“文３”和“文４”邮票发行时，新华社则在新邮发行的当天发消息。唯独“文５”拖了３天，见报的日期再拖３天，即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０日发行的邮票，到了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消息才见报，而消息中又两度罗列“样板戏”新的排行，幕后必有文章。
其二，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１日林彪以“最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的身份观看了《红灯记》，一同观看的还有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负责人。
其三，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新华社发的“文５”邮票第一至第六图的票样。照片上邮票的排列，可谓用心良苦：每行两枚，排了三行。若先计左三枚，再计右三权，其顺序与“第二阶段”相符；若以左一枚右一权横着看，则其排行遵照了“第三阶段”。光看照片，实乃模棱两可。但文字说明则以横计，与“第三阶段”亦步亦趋，不敢含糊。
就事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而言，撇开当时的政治因素不论，五部京剧样板戏大致分为两档：《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在剧情的紧凑与唱腔的表现力度是都比《海港》和《奇袭白虎团》要明显高出一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５”邮票的顺序应按邮票发行时新华社新邮消息为准。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按照邮票设计印刷的原始档案的安排而定，绝对也无可非议，况且整版邮票底边上印刷的数序亦非发行时的新邮报导所能改变的。
一套邮票肩负两种顺序显示着一段历史，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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