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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中后期，全国大闹片荒，电影界不得不接二连三重新摄制旧影片，先后将文革前的四部黑白故事片《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年青一代》和《平原游击队》改摄成彩色故事片在全国各地上演，以解燃眉。无独有偶，“文革”的邮票设计中居然也有类似的现象，想来的确很有意思，您若不信，且听我细细道来。
1970年3月18日发行的编号票的第10枚《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巴黎公社宣布成告成立时情景”是对1960年发行的《纪85·巴黎公社九十周年》第二枚“公社宣告成立”的同一历史图案进行的重新设计。据称是“为了加强邮票效果，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这与电影的重新摄制多少有点相似，在缺少新剧本创作的情况下，拿来旧本子，加入文革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当然电影与邮票也有不同，这枚邮票的重新设计是情有可原，封闭之中实在无可厚非。电影则恶劣了许多，历史对重新摄制的影片进行了检验：当黑白的旧片解禁重映之时，观众如潮，而那些五彩的新片终于被人们无情地冷落了。邮票则幸运了许多，上算了许多，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欢迎，因为邮票具有双重身份，艺术的和文物的，或美术价值与市场身价。
1971年发行的编号邮票《建党50周年》6枚革命圣地的设计模式与1961年发行的5枚《纪88·建党40周年》颇为相似，也有点重新设计的味道。然而时代的烙印明显，“50周年”的票面上“红海洋”的余波尤在，且“镜头”的增删则更耐人寻味，删掉“南昌起义大楼”和“瑞金中央大礼堂”，增加“广州农讲所”、“井冈山”和“遵义会议”，无一不体现着当时宣传的轻重缓急。后三者毛泽东是主角，当然榜上有名。而“南昌起义”因为毛泽东没有参加，他在瑞金苏区的地位明升实降，被剥夺了军权。上述邮票的“重新设计”与电影的“重新摄制”在宣传的增删上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重新摄制的影片横扫了旧片中与爱情沾边的蛛丝马迹，及其所谓的“不够健康的画面和对白”，然后浓墨重彩地加入了学毛著及更多的颂扬毛主席的话语，还有红太阳喷薄而出的镜头。
1970年，大闹片荒的中国银幕上映了北京电视台摄制两部黑白的“屏幕复制片”——《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过了一年又上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邮票也有近似的“镜头”，但抢在了电影的前面：1968年发行的“文5·样板戏”，第2枚为《智取威虎山》的“会师百鸡宴”；1970年发行编号邮票《智取威虎山》的第六枚“胜利会师”就是对前者“会师百鸡宴”进行的重新设计：把镜头拉近，进行特写，突出四位主要的英雄人物，且让杨子荣身上的值班星带和小常宝的衣着更红更革命更醒目。
1969年至1971年，《红灯记》三上银幕：先是彩色记录片《钢琴伴唱〈红灯记〉》，接着是黑白的“屏幕复制片”，最后有“彩色影片”。而邮票方面，《红灯记》也是三进方寸：1968年发行的“文5”中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同上方寸；1969年有两枚一套的“钢琴伴唱”；1972年在《讲话三十周年》的纪念邮票第5枚，“主要的英雄”李玉和一人上场。走笔至此，似乎偏离了话题，《重新摄制与重新设计》变成了《反复摄制和反复设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套五枚与《红灯记》有关的邮票在四人帮垮台后曾三次在“禁止”的文件中榜上有名，而其他样板戏的邮票却没有如此“特殊待遇”。邮电部邮政总局于1976年11月15日发出邮邮字706号文件——《关于停止出售“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同年11月26日又发出邮业字128号《关于停止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1978年10月6日邮电部发出邮邮字826号文件——《关于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问题的通知》，该通知附有暂停出售、停用邮票清单各一份，在两份清单上，这五枚“红灯记”邮票都进入了“双停的名单”，即又被停售又被停用。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钱浩梁）被当成“四人帮”的爪牙进行审查，进而株连到邮票，那五枚邮票上有四枚邮票的李玉和的形象是按照浩亮的扮相进行设计的。日前有文章称，80年代初钱浩亮同志重上舞台，虽然不再扮演李玉和，但每每演出之后，热情的观众总要让他唱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后来他因演出和工作操劳过度，大病一场，现正在家中安养。读后，笔者感慨良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不过难得一位邮票上的风云人物还健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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