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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至1971年，《红灯记》三上银幕：先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记录片《钢琴伴唱〈红灯记〉》“隆重上映”；接着是1970年由北京电视台摄制的黑白的屏幕复制片《红灯记》供全国电影院放映；而后有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彩色舞台艺术片，当时只称“彩色影片”。而邮票也是三挂“红灯”，几乎和电影一唱一和：1968年发行的“文5”中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同上方寸；1969年有两枚一套的“钢琴伴唱”；1972年在《讲话三十周年》的纪念邮票中，李玉和提着红灯走到了田头。仗着霸占“红灯”的后台老板江青的霸气，《红灯记》那时是何等地神气，岂止在银幕与邮票的唱和声中。它一灯独放，红得发紫，悬照于所有的舞台与传媒，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长年累月杀气腾腾，“高举红灯闪闪亮，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套5枚与《红灯记》有关的邮票在“四人帮”垮台后曾三次在“禁止”的文件中榜上有名，而其他样板戏的邮票却没有如此“特殊待遇”。邮电部邮政总局于1976年11月15日发出邮邮字706号文件——《关于停止出售“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同年11月26日又发出邮业字128号《关于停止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对《红灯记》的处置更为严厉。1978年10月6日邮电部发出邮邮字826号文件——《关于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问题的通知》，该通知附有暂停出售、停用邮票清单各一份，在两份清单上，这5枚“红灯记”邮票都列入了“黑名单”。特别是停用的邮票一共不过10套16枚，其中涉及林彪题词和形象的为5套9枚，涉及江青“仙人洞”的为2套2枚（文7·毛主席诗词第6图和普16·革命圣地的第13图），而涉及《红灯记》的居然有3套5枚之多。其中“文5·样板戏”和编号票“纪念讲话30周年”两套邮票都只对有“红灯记”剧照的单枚票进行停禁。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钱浩梁）被当成“四人帮”的爪牙进行审查，进而株连到邮票，那五枚邮票上有四枚邮票的李玉和的形象是按照浩亮的扮相进行设计的。而当时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也当成“四人帮”的爪牙进行审查，但两枚《红色娘子军》的邮票（“文5·样板戏”第7枚和编号票37·“深入厂矿为工人演出《红色娘子军》”）却安然无恙，这极可能是因为刘庆棠的形象没有直接上邮票。从此好长一段时间，《红灯记》几乎在整个生活的视野里销声匿迹。
想当初是电影的影响大大地大于邮票，片荒之中，银幕一有风吹草动，就是万人巷空，十亿人同唱“提篮小卖拾煤渣”。而今天，红红的“红灯记”邮票则在锤起锤落的拍卖声中和集邮热中万人瞩目，枚枚身价百倍千倍，而且5枚变成了6枚，一枚文革中神秘的“李玉和和李铁梅”的“试印票”也被拂去历史的尘埃，加入了《红灯记》邮票的行列。尽管大起大落的“红灯”在褪去了“样板灯”的光环之后，近年也在舞台和电视中先后复出，但明明灭灭，“临行喝妈一碗酒”只是夕照中的一抹怀旧的晚霞，影响与往昔有天壤之别。而恰恰由于“红灯”曾经一度红得发紫，（尽管不是灯之错），可不少中老年人对它心有芥蒂，乃至相随相伴的回忆不寒而栗。也许如果没有邮票，《红灯记》终将会被人们所忘却的。至于当今钟爱《红灯记》邮票的人大多早已不在乎它是红灯还是绿灯，李玉和还是王玉和的，邮市行情榜上的价起价落方为他们牵挂的心灯。历史毕竟跨进了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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