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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纯邮学小刊《专题集邮》(许泰强主编)第3期连春林的文章,对编号票1-6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军服提出质疑。连文指出,1946年9月后我军军服为黄绿色,左胸线缝白布胸章,军帽上镶五角星形的“八一”帽徽。而邮票上杨子荣、少剑波的红领章加红五星帽徽是1965年6月起我军取消军衔后的着装。由此他认为邮票的图案不符史实。
连文把眼睛盯住了解放战争的史实,却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实。《智取威虎山》是以“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名义走上邮票,因而这套邮票上“主要英雄人物”的服饰凸显着那个时代的特征,象档案一般留录了“文革”舞台上的真情实况。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京剧院1958年根据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演出的。从1964年7月号的《戏剧报》刊出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智》剧的照片可见,演员的着装是按解放战争的历史原貌进行的。此后江青频繁插手文艺工作,千方百计将现代剧据为己有。当时的报刊有过如下三段记载:
其一“1965年春天,江青同志亲自到上海领导了《智》的加工修改。江青同志鼓励我们要发扬革命的牛劲,精益求精,把这出戏搞成革命的样板”(见《人民日报》1969年1月6日)。其二“对小分队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个亮相,一个上下场,甚至解放军的帽徽够不够红,江青同志都作过具体的指导。”(见《解放军报》1968年5月5日)。其三“在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下,《智》全力刻划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光辉形象,即使是一个道具、一件衣服、一条值班星带,都经过精心设计(见《解放军报》1969年10月31日)。由此可见,让杨子荣等人在1946年穿上1965年的军装与江青的关系密切,既便不是她亲口提议,也顺乎了她的旨趣。与此同时,曲波已被打成“反革命”,《林海雪原》被批成“黑小说”;甚至连《智》剧加工修改前的演出本也被认为“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糟粕”,“杨子荣是宣扬刘少奇盲动、冒险、军阀主义的反动军事路线的活标本”(《红旗》1969年第11期)。这类荒唐事儿在当时可谓俯拾皆是,司空见惯的了。
实际上在正面人物的服饰上进行“红色装修”是江青对“样板戏”“直接领导和亲自实践”的重要组成。例如京剧《红灯记》(文5.9-4)“李铁梅的头绳不够鲜艳,江青同志指出,要用大红头绳”(《解放军报》1967年1月5日)。又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文5.9-7)“连一些细节,江青同志也一一作了指示。她说,红领章要鲜艳突出,……”(《北京日报》1967年5月29日)。如今我们在面对“文革”十年留下的五套与“样板戏”有关的邮票,即文5、文16和编号票中的《智》剧、《白毛女》和《“讲话”30年》,套套都可发现类似的“红色装修”:《智》剧中的小常宝(文5.9-1、9-2、编6)、《红灯记》中的铁梅(文5.9-1、9-4、文16.2-2)、《白毛女》中的喜儿(编53、56)、《海港》中的搬运工人(文5.9-3)都无一例外地红装在身。甚至打入匪巢后的杨子荣(编6)身上的那条“值星带”也特意安排成红色。同时“样板戏”中的红军(文5。9-7、编38)、八路军(文5.9-8、编55)、新四军(文5.9-5)和志愿军(文5.9-6)都一一挂上了清一色的“红袖标”。这样的“红袖标”还出现在文革中期的另外二部没来得及上邮票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的男女主角的手臂上。
为什么唯独《智》剧的军服“装修”采用的是红领章和红帽徽而非红袖标呢?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特定环境——雪原的制约,我军小分队多次以白披风作为雪地行进的伪装,红袖标起的作用适得其反。其二,红袖章与红帽徽的出现更能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该剧第七场《发动群众》(编4)少剑波对铁路工人李勇奇唱到:“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当时这一唱段被盛赞为“有着非常丰富的政治内容,头上的红星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红色的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解放军报》1969年12月21日)。
综上所述,《智》剧中杨子荣等人的红领章红帽徽已远非一般的舞台服饰问题。它是红极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标志性的装饰。邮票是时代的产物,兼有文物和档案的成份,笔者做为一个亲历过“十年浩劫”的邮迷,深感有义务为这些历史图像做此文字备忘录。[JY]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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